均值回归被马太效应取代
无形经济加大了借贷的难度和风险，降低了自然利率，从而挤压了货币政策。我们需要改革，允许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为创新型公司提供资金，让财政政策在有限的货币政策空间提供稳定经济的承诺。
查尔斯·狄更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银行家和金融家在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方面表现得很差。近年来，企业的投资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现有的企业融资形式越来越不合时宜。这些变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它们似乎是造成商业投资放缓的一阶效应。我们认为，二阶效应的影响更令人不安。现代商业投资的融资困难限制了机会平等，遏制了创新，刺激了潜在的不健全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银行系统的风险。最终结果是经济增长放缓，更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所说：“文明的进步方式是，增加不经大脑就能执行的重要行动的数量。”制度很聪明，所以你不需要智慧。对我们的金融制度来说，的确如此。然而在批评者看来，高级融资界似乎聪明过了头儿，一家糟糕的对冲基金公司鼓吹“拯救华尔街”，将能源公司变成欺诈性衍生品公司的人是“房间里最精明的人”。金融制度的许多强大功能的设计初衷是让天才变得无足轻重，债务融资将复杂的商业判断转化为简单判断——债务人能偿还债务吗？公司账目为外人提供了一种审查企业财务状况的方式，该方式是简化的、标准化的。指数基金和价值投资等简单的投资策略使外行获得高于高薪基金经理的投资回报。“股东价值管理”这种最大化股东回报的企业管理潮流简化了复杂的公司管理工作。通货膨胀目标制为判断央行的成功提供了明确而简单的规则。遗憾的是，在为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融资时，这些有益的简化做法效果不佳。
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外部融资意味着债务融资，通常是银行贷款。债务融资激增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倾向于债务而非股权，允许将债务利息支出（而非股权成本）视为一项可抵税的费用。近几十年来，企业管理者优化资本结构的意愿越来越强。股东价值运动、维权投资者的崛起，以及杠杆收购基金的增长，使管理者更难忽视债务融资的经济优势。债务融资的制度和规范比股权融资的数量更多。银行提供贷款，雇用贷款专员，使用一套工具来评估信用度；企业申请贷款。当涉及股权融资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最大的企业可以进入公共股权市场，少数雄心勃勃的小企业可以获得风险投资，但大多数企业却难以获得外部股权投资，也不存在向它们提供股权的机构。
债务融资为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资产进行抵押，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债权人就可以动用其抵押品。但无形资产更有可能是沉没成本——如果借债企业破产，其资产价值就会很低或一文不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无形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对贷款人的吸引力可能较低。斯蒂芬·切凯蒂和克米特·肖恩霍茨强调：“无形资产融资需克服‘抵押品暴政’。”他们还指出，美国无形资产密集型软件公司的负债约占账面价值的10%，而有形资产密集型餐饮公司的负债约占账面价值的95%。当然，大型商业贷款机构并不总是只提供抵押贷款，它们还使用与收益相关的贷款契约。经济学家陈联和马悦然指出，在美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80%的债务基于与现金流相关的契约，最常见的契约确定了债务收益比和利息收益比上限（利息覆盖率），但是，只有知名大公司才有权以现金流而非抵押品进行借贷，小公司仍然以抵押贷款为主，61%的贷款基于资产抵押。
借贷惯例给依赖无形资产、几乎没有有形资产的企业带来了问题。乔瓦尼·戴尔·阿里恰、达利达·卡迪尔扎诺娃、卡梅利亚·米诺尤和列夫·拉特诺夫斯基使用1977年至2010年的综合数据，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构成。数据表明，商业贷款在无形资产增长的领域降幅最大，这意味着，向无形经济的转型导致商业银行大幅转向房地产贷款。
股票投资者的简化策略同样令人感兴趣，其中之一是久负盛名的价值投资策略。该策略由沃伦·巴菲特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价值投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购买“有价值”的股票（即股价低于账面价值的股票），然后出售与之相反的股票，即所谓的“魅力”股。约瑟夫·拉科尼肖克、安德烈·施莱费尔和罗伯特·维什尼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在1968年至1989年期间，买入价值股、卖出魅力股的策略会获得每年6.3%的收益率。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均值回归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拉科尼肖克及其同事的论文解释了价值投资有效的原因：普通投资者不善于区分基本业务问题和短期问题，错误地认为短期厄运等于长期缺陷。通过做多价值股，投资者可以利用均值回归的力量。但在无形资产的时代，公司账户信息和价值投资策略的作用要小得多。经济学家巴鲁克·列夫在与谷丰合著的《会计的没落与复兴》一书中指出，财务账目反映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信息越来越少，因为其价值越来越依赖于无形资产投资。会计规则通常不允许将大多数无形资产纳入财务账目。即使纳入，由于无形资产之间协同效应的重要性，其价值往往也与成本有较大差异。列夫与阿努普·斯利瓦斯塔瓦2019年的合作研究指出，自2007年以来，价值投资作为一种策略并未带来优质的历史回报。他们提供了两种解释：首先，用于识别魅力股和价值股的账户指标不再有效，因为更多的企业拥有资产负债表中未反映出的无形资产。其次，价值投资策略的风向标——均值回归——已经放缓。过去的规则是，许多不受青睐的公司会运作良好，而市场宠儿则表现不佳。如今，这一规则变得越来越不适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其中一种解释是，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由于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均值回归被马太效应取代（“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我们预计，马太效应会对银行贷款产生影响，毕竟，银行贷款是一个高流量、低成本的过程。银行无法对申请贷款的每家小企业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更可能依赖粗线条的组合法，这些组合法可能比刻板的价值投资者使用的方法更简单。在高均值回归的情况下，使用组合法无伤大雅：如果最差的企业有很好的提升机会，那么，只要拥有大量的商业贷款组合，你就可以承受偶尔犯错的代价。但是，如果好企业一如既往地好，差企业一如既往地差，在这种情况下，尽职调查的成本就会更高，银行因此多了一个减少商业贷款的理由。
无形资产溢出效应通常会产生大于投资的积极效应，因此，我们预计企业投资无形资产将产生更大的整体经济利益，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研发。阿隆·布拉夫、姜伟和马松研究了对冲基金的意向公司在商业研发方面的情况，即那些实现股东价值的事情。他们的研究结果很有趣：这些公司的研发支出减少了，但单位研发费用产生了更多的专利。传统的企业研究项目似乎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曾几何时，开创性的发明出自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从半导体、图形用户界面到尼龙、凯夫拉纤维。大部分发明都基于上游研究，而非其他领域。但在过去的40年里，企业实验室进行的上游研究数量急剧下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杜邦中央研发中心等知名机构已被关闭。为了解其中的原委，经济学家阿希什·阿罗拉、沙伦·贝伦松和利亚·希尔研究了1980年至2015年美国公司的出版物和专利，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企业研发的大幅减少与溢出效应的增加是同步的。在这个拥有快速免费数字通信、廉价航空和开放式创新的时代，借鉴其他企业的想法变得更加容易，而企业的应对方式是减少原创研究。他们引用贝尔实验室一位前研究员的话：“1937年，卡尔森发明了静电复印术，但直到1950年才被施乐公司商业化……在商业化的几年里，施乐公司能发明专利，也能为一系列相关技术申请专利。（……相比之下）当贝德诺尔茨和米勒于1987年在IBM苏黎世实验室宣布发现高温超导现象之后，休斯敦大学、亚拉巴马大学、贝尔实验室和其他地方的研究团队只用了几周时间就有了重要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