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令人不安的症状：停滞、不平等、不良竞争、脆弱和不真实
无形资产危机是指：(1)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无形资产投资；(2)无形资产投资增速放缓；(3)制度不足以应对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的挑战。无形资产的表现往往不同于有形资产，具体来说，无形资产具有扩展性，表现出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通常是沉没成本。这些经济属性结合在一起，在整体经济中产生了三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领先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差距；聚集的益处；竞争的加剧。
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具有扩展性，因此，拥有这些资产的企业会以其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迅速扩张。由于无形资产具有协同效应，如果一家企业拥有多项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它将拥有超强的竞争优势。此外，无形资产向其他企业的溢出效应使领先企业从中获益，其中一些企业擅长从规模较小或实力较弱的竞争对手的无形资产投资中获益（在科技行业通常被称为杀伤区）。因此，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有点儿类似于“O形圈”：企业之间貌似微小的差异可以被放大，最终形成差距的鸿沟。
一个多世纪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撰写了关于产业集群的文章，为普通观察者早已发现的现象命名。如今，在充满活力的城市定居（所谓的聚集效应）获得的益处更大，各行各业的聚集效应也日益凸显。比如，旧金山湾区曾是半导体产业的聚集地，如今则成为由大量低相关性产业组成的集群。与此同时，落后地区及其居民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物理距离。
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效应，因此很难证明资产的所有者是谁，而证明有形资产的所有权却相对容易。围绕无形资产所有权的归属，甚至是否应该有所有权，出现了更多剑拔弩张的争论、对抗和诉讼，这些纠纷在科技行业已经司空见惯。如果有更多的专利，就会有更多的专利律师。事实上，争论并不总是激烈的，它还催生了无数职业，比如文学经纪人、专利律师、销售经理和本体论者。这些职业的作用是使无形资产的转移、组合和分离更加顺畅。
21世纪经济令人不安的症状：停滞、不平等、不良竞争、脆弱和不真实，新的无形经济对每种症状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无形资产危机在三个重要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第一个因素是最直接的：金融危机前后，人们并未察觉到无形资产投资的放缓，按照2007年之前的增长率，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低于预期。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丹尼尔·罗克和查德·赛弗森将新技术失望的状态与无形资产联系起来。他们指出，新技术要产生经济效益还需要大量其他无形资产投资：如新流程、新业务关系、员工的新技能。换句话说，就新技术而言，无形资产的协同效应会更加强。因此，当新技术突飞猛进时，无形资产投资却出现放缓，这会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在《充分增长》一书中，迪特里奇·沃尔拉特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两种解释，2000年至2016年，美国TFP下降的大部分原因是企业活力的下降（生产性小企业的增长和迭代速度变慢），以及从制造业（TFP历史增长率一直很高）向服务业（TFP历史增长率一直较低）的长期转型。这两个原因都与无形资产有关联：无形经济加剧了领先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差距，而企业活力不足与这一现象有关。此外，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可能需要更多的无形资产投资，还需要引入信息技术，改善医疗和教育等处境艰难的领域。
“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观点至少和《马太福音》一样古老。西方政府一直在通过累进税和福利缩小贫富差距，有人认为，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政府没有控制好再分配，这一说法似乎有道理。事实上，在观察到的不平等加剧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无形资产驱动的变化来解释，尤其是用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的差距以及集群效应来解释。一项有关收入差异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来自高利润企业员工与其他企业员工的薪酬差异。此外，企业进行无形资产投资，可以更方便地观察和管理员工的表现，这似乎也加剧了不平等，最终明星员工获得更高的报酬，落后者要么瞠乎其后，要么被解雇。无形资产投资还让专业领域的雇主用弱肉强食的工作文化取代平均主义的工作文化（工资通常基于资历）。大部分财富不平等都源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令人目眩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并非无处不在，它们大多只是发生在充满活力的城市，这些城市因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表现出集群效应。随着聚集经济的重要性的日益增强，繁荣城市和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大，而且严格的规划法使低收入工人到繁荣城市找工作的成本越来越高。
事实证明，大部分有形资产问题都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例如英美两国建造自己的急救医院，解决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容纳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些抗疫表现突出的国家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力度也是很大的，包括有效的追踪追溯系统和检疫隔离系统（依靠软件、数据和流程）、正常运转的供应链以及测量、分析和快速响应流行病学数据的能力。然而，战胜疫情还需要其它大量无形资产投资：追踪、追溯和隔离感染者的软件和流程；研发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和疫苗；确保民众接种疫苗的网络、系统和活动。经济脆弱性还表现在另一重要方面，我们过去用来抵御负面经济“冲击”的政策杠杆，尤其是货币政策，似乎已经无济于事。在无形资产更加丰富、结果更加不确定的世界里，借贷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导致了安全和风险回报之间的差距加大，会降低安全的长期实际利率，压缩央行降息和提振经济的空间。
经济缺乏真实性，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罗斯·多塞特在《堕落的社会》中指出的，我们的产出中有太多衍生品和自指，是重组的产物，而非原创的结果。第二层是大卫·格雷伯和许多富裕国家政治家表达的担忧，他们认为经济中充斥着大量造假，很多工作不能产生实用的结果，最令人痛惜的是制造业失去经济的活力。第三层，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经济充斥着华而不实的快速致富方案，这些方案缺乏实质性内容，轻则显得滑稽可笑，重则涉及欺诈。比如智能榨汁机Juicero从可联网功能中赚取10亿美元的失败计划，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虚假血液检测帝国的崩溃，以及英国建筑公司Carillion的突然清算。企业看起来不像是诚实、努力工作的产物，更像是杰克的魔豆。以制造业为例，无形资产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提起制造业，人们经常想到有形资产：工厂、机床、生产线，但观察那些拥有大型制造业的富裕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可以发现其竞争优势主要依赖无形资产，包括劳动力的技能以及培训、研发和设计能力，这些能力让它们始终处于产品技术的前沿，而且它们还通过持续改进流程（如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管理）来降低高昂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制造业的衰退，及其所提供的物质、思想层面理想工作岗位的丧失，也是无形资产投资失败的重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