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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是最难忘最值得回忆的。

血染红旗

1928年3月的平江扑城暴动，显示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取得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因此，敌人出于阶级本能，疯狂反扑，血腥镇压革命运动。

扑城暴动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随即调伪十六师彭位仁部、十九师李觉部，会同阎仲儒旅和县长刘作柱，向平江游击队发动"围剿"。首先在安定、思村、献钟、钟洞等地成立和扩大挨户团等地主武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县被杀害者数千人。平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扑城暴动委员会主任罗纳川同志，于4月在西乡梓江被捕解县，当夜遭受惨杀。

1928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唐生智在湖南地区的内战暂时停息，反动当局对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镇压更加残暴。5月，鲁涤平任湖南省伪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键兼"清乡"会办。他们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清剿区"，分别配备兵力，对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清剿"。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被划为第一"清剿区"，以伪第二军副军长张辉兼任指挥官。参加"清剿"的部队有：朱跃华领导的二十三师、周磐领导的湖南独立第五师、第六师第二团、第三十五军之徐营。在全省"清乡"督办领导下，各县设立"清乡"委员会，组织"清乡队"、挨护团等地主武装协助"清乡"。敌人在平江杀人最多，有几个地方受苦最大，东乡的辜家洞、徐家洞、灶门洞、百福洞，被血洗一空，所有房屋全部被烧毁。不管你是否参加过革命，也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真是"杀人不眨眼，血流成江河"。萤火洞与浏阳县交界，敌人就搞平浏两县"会剿"。我家所在的肥田区三眼桥的各级农会委员长，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只要被敌人捉住都要杀掉。我们那里是第二十七乡农民协会，农会委员长叫钟紫云，就被敌人杀掉了。那时，敌人把这叫做"抓暴徒"，把共产党员和同情支持革命的农民群众及其亲属，统统叫做"暴徒"，抓住就杀。我家的三间房子全部被烧掉，一个姐夫被杀掉了。同我在李氏小学校教书的一位教师李国安，是共产党员，为人忠诚老实，对革命很坚决；因他有老婆孩子，敌人来时走慢了一步，就被抓住杀害了。

但是，革命的不怕死，怕死的不革命。敌人的血腥镇压，不但没有扑灭革命；相反，真正的革命者更加坚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更多了，党的组织更严密、更有战斗力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革命的红旗。国民党反动派搞"清剿"虽然十分嚣张和残暴，但由于他们只能占驻重点城镇，所以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仍是游击队的天下。他们虽然也经常下乡"清剿",但只敢走大路、公路，不敢走小路，更不敢进山。常常山下是敌人，山上是我们游击队。他们依靠的是豪绅地主，还有民团挨护团，人数很少。我们的群众多，广大工农拥护革命。平江人民非常好，那时虽然生活很苦，没有米饭吃，搞不到盐，但不论我们跑到哪里，到处可以吃到红薯丝饭，群众有什么就给我们吃什么；群众还像亲人一样保护我们，从不向敌人告密。尽管不少人因窝藏"暴徒"遭受株连，有的被满门抄斩，但绝大多数群众始终站在革命一边。

国民党独立第五师是1928年6月由南县调平江"清乡"的。师部直属队和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第一团驻平江县城，张超的第二团驻南江桥，刘济仁的第三团驻长寿街，黄公略同志的第三团三营驻嘉义市。一、三团中因有我党的组织，官兵同情革命。他们的"清剿"同其他反动军队大不一样，进村前先朝天放枪，名为"清乡"，实为报信，让我们游击队转移。乒乒乓乓放一阵枪之后，还给我们丢下一些子弹就走了。一团的党组织很坚强，有个副官长叫邓萍，是一团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彭德怀同志的左右手。滕代远同志去一团时，首先找到他接上党的关系。（后来他当了红五军参谋长，到中央苏区办教导队，据说红军长征时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牺牲了。）滕代远同志是湖南长沙人，常德师范毕业。当时他任省委巡视员，先到浏阳，后到平江县，那时我们平江县委在靠县城三四十里的濁水、宦田一带。他到平江县委以后，我物色人抬了一乘轿子，把他抬着送进县城。因为在当时，只有有权势的人才能坐轿子，一般人坐不起，这样就可以避免守城官兵的检查。我们把他送到君子巷镜中天旅社，他跟一团邓萍同志联系上，我们就不管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要起义，只晓得有个什么"大计划"。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发动的平江起义，震撼中外，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对湘、鄂、赣三省边界各县的革命斗争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各县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人民武装，并产生了统一的革命组织﹣﹣湘鄂赣边区党的临时特委，成立了湘鄂赣边区苏维埃政府。从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了。

平江起义后，在长寿街召开了平江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张怀一（后叛变）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好几个委员会，如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等等。我担任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负责行政工作；同时，又是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是黄栋清（后来是涂正坤）胡筠任县委财政部长，张若清（又名张警吾）任县委宣传部长，刘宗义（又名张薰清）任军事部长。后来，平江游击大队组成红军三纵队，刘宗义跟吴溉之带领红军三纵队到中央苏区去了，由我兼任县委军事部长。那时，县委的领导中心，是在北乡与东乡交界的钟洞、思溪、留良洞一带，以这里为主要根据地。因为这一带好机动，进出都方便，四通八达。

这个时期，何键调六个团来平江进攻起义队伍，镇压革命，敌人随即又搞三省"会剿"，红五军被迫离开平江，斗争十分艰苦；但平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还是作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首先是整顿和壮大游击队。各乡游击队从起义部队那里得到一些枪炮子弹，经过整编训练后，全县成立了一个游击队，总队长是孔荷宠（担任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后叛变）。这支游击武装，对保卫革命政权、开展对敌斗争和后来充实扩大主力红军，都起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其次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县委通过各乡、区当地党员骨干，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反动派的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开展党的工作，有效地动员群众，发展组织。再就是巩固和扩大各级农民协会。农会是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代表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广泛的基础。

尽管敌人大力破坏，杀了不少农会干部，但由于县委和县苏的不断发动群众，并进行各项工作，农会始终没有被搞垮。特别是各个洞里的农会，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很难抓到农会干部。此外，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不少人成为湘鄂赣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后来成了我党我军的优秀人才。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也出现不少偏差。例如，在发展组织工作中，有的地方受会道门的影响，采用会道门入会的办法，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两段。这种办法不符合我党的组织原则，是会道门"红家"（即所谓"圈子")的办法，龙门这地方就这样搞过。这主要是前期的事，后来纠正了。又如，平江县委曾经颁布一种纪律，叫做"杀的纪律"。规定"违犯纪律者杀"、"泄露秘密者杀"、"携械投敌者杀"……共有十二条。这种做法持续了好久，直到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后，提倡"自觉的纪律"，才开始得到纠正。当时在"杀的纪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做过一些错事。平江扑城暴动以后，有的人逃到外面去了。有个叫梁振廷的，他逃到修水后，把20条枪卖给了修水靖卫团，得到一笔钱。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携械投敌行为。后来形势缓和他回到平江。他有个儿子叫梁国基，担任边区团特委的书记。我们就把他们爷俩捉住杀掉了。后来湖南省委专门为解决平江"梁案"问题，发表了一个《告湘鄂赣边境全体同志书》，由省委巡视员蒋长卿同志来传达省委指示，纠正"杀的纪律"。是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经手处理的。他说：你们哪个干的，只要坦白了就没有问题。十二条"杀的纪律"是县委集体定的，杀梁振廷父子是县委很多委员赞成的，但又不能由集体承担责任，只好推选3个人出来承认错误。其中有我、邓神生和谢光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学生，我是学生出身的。我们3人承认错误，说就是我们干的。最后蒋长卿同志作结论，认为梁振廷把枪卖掉，个人得到几十块银元，死有余辜；但他儿子梁国基没有参与，不应株连；今后不能这样干了，要纠正"杀的纪律"。对我们处理是：把我们3个人调离平江县委（把我派到铜鼓县工作，邓神生调到长沙工作，谢光振消沉下来了），并给我们留党察看3个月处分，以教育边区全党同志，正确地执行组织纪律。在公布杀梁振廷父子的问题时，李克家写了个布告，落款为"中国共产党平江救党委员会"。我们不晓得有这个东西。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因为写个"救党委员会"，就是表示从党里分出来一个派系，是分裂党的行为。

扩大苏区

1929年9月，我被调到铜鼓任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并代理一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边区特委的口号是："发展苏区，扩大苏区，将苏区连成一片。"这也是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宣传部长袁国平同志派我去铜鼓工作的任务。

我去以后，铜鼓县委负责人走掉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叫樊任民，是本地人。从平江去的人除了我，还有袁国平的岳父邱紫霞，作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是个老头子，有气喘病，经常烧个火盆烤火。他的儿子叫邱炳，是我的同学，一直跟我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后来到南昌病故了。

铜鼓背靠平江，大部分地方是山区，穷得很，连番薯都没得吃，又没有钱，就是有钱当地也买不到东西，要到外地去买，老百姓连油盐都很难吃到。肖克同志带着湘鄂赣边区的红十七师来铜鼓与红十六师会师。十六师到外面去了，没有会到。肖克的部队搞不到粮食，没有饭吃，呆不住走了。我去前有三四个区是苏区，幽居是个基本区，是个老根据地，县苏维埃政府就设在那里。那时候，湘鄂赣敌人的策略是："车干塘里的水，来捉塘里的鱼"。就是把老百姓杀的杀掉，赶的赶走，迁移的迁移，拆散我党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使我们失去群众，以达他们扼杀革命的罪恶目的。铜鼓的敌人的民团很厉害，驻在尤家河，抓到人就杀。铜鼓本来就穷，人烟稀少，加上敌人的"杀、赶、移"，苏区群众更少了。我是外地人，刚到铜鼓，对当地老百姓不熟悉，没有群众基础，工作很不好搞。民团经常来进犯，那时县里没有武装，不能抵抗，只能跑，敌人来了就躲起来。好在是山区，贫困偏僻，敌人呆不住。他们一走，我们便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我们主要做两项工作：一是稳定人心，发动群众；二是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留下没有走的老百姓，都是很穷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向他们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性质和任务，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民团是他们贫困的根源。我们通过广泛宣传，层层发动，苏区群众觉得有了依靠，明确了奋斗目标，革命积极性高涨起来，外出自谋生路的老百姓陆续返回，被敌人强迫"移民"的人也纷纷跑回家乡。于是，我们就领导大家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巩固和发展苏区。山区土地多，就靠山吃山，组织群众开荒种茶，把加工好的茶叶，运到修水那边渣津、马坳去卖，也到浏阳这边的白沙镇去卖，卖了茶叶换回粮食和生活用品。山上野猪多，还组织群众上山打野猪，解决吃肉问题。就这样，铜鼓苏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不仅巩固了原来的三四个区苏维埃政府，还扩大了一个新的苏维埃区政府，地名叫做杨家圾。

后来，边区特委组织部长杨幼麟（又名石夫）同志到铜鼓巡视工作。那时边区其他县不少苏维埃政府被敌人搞垮了，当他了解到铜鼓的红旗没有倒，而且苏区扩大了，各级组织健全，工作活跃，生产得到了发展，受到群众拥护等情况时，他表示满意。边区特委听了他的汇报以后，对我在铜鼓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并决定调我回平江工作。

攻打长沙

1930年5月，王首道（又名王一芬）同志把我调回平江，让我跟随着三军团参加打长沙。

7月中旬，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开会。会议由彭德怀同志主持，讨论攻打长沙问题。我参加了会议，听到德怀同志和红八军政委邓乾元两人吵架。彭认为长沙好打，要打长沙；邓说中央指示打武汉，不同意打长沙。当时执行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目标首先是打下南昌和武汉，长沙没有列入。所以彭、邓意见不一致。实际上当时武汉确实不好打，红军从湖南北进，隔着长江，又没有船，易守难攻。邓乾元同志是文人，不懂军事，也不敢放肆跟彭德怀同志吵。彭德怀同志是打下岳阳以后，觉得武汉不好打，才回头将部队开到平江，准备打长沙的。会上除彭、邓意见分歧外，其他人都是听会没人发言。最后按彭的意见做攻打长沙的准备。

1930年7月打长沙时，名义上是红三军团，实际上是以红五军的部队为主体打的，仗打得很顺利。红军从平江西门出发，过了西乡，有个瓮江市，在那里一下子把守敌一个旅打掉了，真是势如破竹。敌人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兵像鸟兽那样四散逃跑。红军乘胜追击，直抵长沙城。平江有个独立师参加了打长沙，师长叫朱平，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是我们那个墩里人，家住濁水。朱平同志很勇敢，在第一次打长沙的战斗中，他带头冲过长沙东郊的梨梨市。那时候架梨河没有桥，是临时搭的浮桥。他指挥独立师通过浮桥向长沙浏阳门和小吴门进攻，首先占领这两个门，为后续部队冲入市中心开辟了通路。他善于调查研究，熟悉路线，熟悉情况，仗打得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时牺牲了。

第一次打长沙，敌军溃逃到湘江西岸去了，红军和农民都没有多少伤亡，城里没有巷战，因此没有多少破坏。打开长沙以后，在市中心的教育坪开了好多次大会，群众队伍高举红旗，五彩缤纷，锣鼓喧天，火铳齐鸣，庆祝胜利。随即成立省苏维埃临时政府，选举李立三为临时省苏政府主席，他没有到职。实际上省苏的工作由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等同志主持。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肃反司令部，由省苏维埃政府成员、边区特委委员赖汝樵同志任司令。它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打下长沙清街道时，捉住长沙四乡各县逃到城里的许多土豪劣绅，在天心阁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镇压。又打开何键的监狱，放出几千名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政治犯"。红军派出大批小分队广泛进行街头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拥护。农民大量进城，因为有组织有领导，秩序并不乱。商店照常营业，只有大商店的老板跑掉了，就没收其财物，特别是红军和群众都需要的药品和现金。再就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盐、铁锅等，农民搞到不少，没收钟表店时，农民不要小表，专挑大钟，认为钟表越大越好。红军主要是清理敌人的兵器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打长沙时，平江县委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农民参战，组织担架队。平江农民参加打长沙的有几万人。农民扛着抬轿子的大杠，以区为单位编为赤卫队，秩序井然。他们过瓮江，到捂口，经长乐街，抵金井，从浏阳门进城，住在韭菜园，每天同，市民一道参加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农民很拥护打长沙，感到能到长沙来很了不起，又有实际利益，走在大街上威风得很。当时准备成立长沙市委，拟由王首道同志兼任市委书记，要我参加市委的工作，后来没有组织起来就撤退了。回来时，担架队没有什么伤员抬，主要是抬运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那时我们不懂科学，缺乏军事常识，帝国主义军舰在湘江里打探照灯，一照几十里，农民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赶紧撤退。农民先出城，三军团在后面掩护，平安地撤回平江。

红军打下长沙，对湘、鄂、赣几省震动很大，并且影响全国以至世界。这是我军在红军时期夺取的唯一省城，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武装镇压人民的有力回击，给了湖南敌军以沉重打击，使白军后来"谈红色变"，壮了红军的军威，为以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鼓舞了军心民气；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对装备和扩大红军与地方游击队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到了不少现金和物资，不仅改善了红军给养，而且长沙附近各县农民也得到了实际利益。但红军并不具备占领大城市的条件，这次打下长沙在客观上起了证明立三路线"正确"的消极作用。

"左"倾危害

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是湘鄂赣边区的全盛时期。边区以平江、浏阳为中心，包括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三省边境二十余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在广大苏区，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革命组织，镇压反革命，进行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苏区军民欢欣鼓舞，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平江县在1930年几乎"全县赤化"（只有两个山区不属于我们，由豪绅地主盘据，掌握着一个挨户团，我们打不进去。一个是黄龙山由黄伯魁占领，另一个是南江桥由黄少谷统治，这两个反动堡垒，一直到全国解放时才被我们消灭）。当时县委书记是王赤，妇女部长是李贞，宣传部长是黄耀南，我任县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于现在的教育部长）。那时我们办了好多列宁学校，初小、高小很普遍，让广大农民的孩子免费上学，还办了农民夜校，给成年农民扫盲。

靠平江南乡的边界，有个长沙县的遵阳区，1930年建立了革命政权，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叫余考山。这个地方归长沙县管辖，但当时的革命政权属平江县领导，还成立了一支游击队。

这个时期，湘鄂赣边区革命形势得以发展的原因是：从客观上看，经过1928年的"围剿"，敌人以为革命势力被消灭得差不多了；1929年春，蒋介石、李宗仁内战爆发，鲁涤平离开湖南，其所辖部队也从这一地区撤走，给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从主观上看，红五军已由江西返回湘鄂赣边区，将五、八军合编为红军第三军团，胜利攻占长沙，以后一军团又来会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很大发展，这是边区革命形势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支柱。有了武装，一方面保卫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开辟白区工作，组织群众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运动日益扩大。

但是，1931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给湘鄂赣边区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敌人的疯狂进攻，使革命受到很大损失。

1931年，我被调到湘鄂赣省军区当宣传科长。在那里没有呆多久，又调到省委保卫局。涂正坤是保卫局长。我开始当政治检查科长，1932年7月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侦察部长。那时，党中央由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他们不相信湘鄂赣当地干部，不相信知识分子，只信任从苏联回来的人。1932年1月，中央派林瑞笙、陈佑生来改组湘鄂赣省委和省总工会，否认敌人会进行第四次"围剿"，提出"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执行"国际路线","向东南发展"。由于放松了对敌斗争的准备，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那时，省委常委直接抓肃反工作，由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傅秋涛、张金楼等分工负责。陈佑生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的代表，他在湘鄂赣一手遮天，根本不讲什么民主，只有他说了算，其他人都不行。省委书记林瑞笙是从湘鄂赣边区调来的，把"左"的那一套都带来了，保卫队长就是他带来的。保卫局有个保卫队，3个排，人数比1个连的人还多，叫政治保卫队。名字很好，实际上负责抓人、关人、杀人。当然，保卫局是执行命令的。省委副书记黄加高，执行部长罗兴，都是执行"左"的路线。那时，认为"左"就是革命，"左"最革命，不"左"的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卫局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大搞逼供信，谁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马上就整到你头上来。在部队里，红十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吴天骥同志也被当成"反革命"抓住杀掉了。省互济会主任胡筠同志、省反帝大同盟主席张警吾同志、省苏主席赖汝樵同志等大批省级干部，都成了"肃反"的主要对象，被捕捉刑讯，有的惨遭杀害。这是历史上的大冤案，应该平反。鄂东南苏区就是肃反扩大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搞得没有干部领导了。浏阳也搞得很"左"。平江整自己人不多，"左"主要反映在对敌斗争上，抓住土豪劣绅的家属，押送的人自己就可以就地杀掉。

"反平浏观念"，就是打击和清洗土生土长的，并得到群众拥护的平浏老干部。在湘鄂赣边区，平江、浏阳建党建政较早，培养的干部较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李宗白、杨幼麟、赖汝樵等一大批在当地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领导干部，对湘鄂赣边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林瑞笙、陈佑生为了扫清推行极左路线的障碍，对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统统加以打击排挤，以组织名义做出决议，公开进行批判斗争。林瑞笙等迫害平浏老干部，失掉人心，致使革命形势急骤逆转。这是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

"左"倾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打击和排挤知识分子。林瑞笙、陈佑生搞唯成份论，让一个是文盲的雇农当省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那时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吃不开的。但在湘鄂赣边区党的早期建设中，正是一批学生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最先接受党的影响，投身革命，不少人为实现党的纲领献出了生命。因此，"左"倾路线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是不得人心的，是危害革命的严重错误。

向长武路发展

1934年1月，中央派陈寿昌、徐彦刚同志来湘鄂赣，纠正林瑞笙、陈佑生同志的"左"倾错误。在这之前，中央多次发来电报并派巡视员来边区，指出：否认敌人会进行第四次"围剿"，放松对敌斗争的准备是错误的。陈寿昌同志来后，首先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举办训练班，以中央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作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

从而制止了革命队伍内部的乱捕乱杀，稳住了人心，把革命矛头转向了对敌斗争。当时，中央派到湘鄂赣的有好多干部。陈寿昌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徐彦刚同志任省军区司令员，他是四川人，很勇敢，很坚强，很能干，当过聂帅的参谋长。1935年8月突围时，他带着四十六团顺江而下，到江西瑞昌码头上岸，在永修县山区牺牲。他身上有支小手枪，刻有李明的名字。李明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或师长），在江西打了败仗，手枪被徐彦刚缴获。敌人发现那支小手枪才判断是徐彦刚被打死了。到湘鄂赣的干部还有刘玉堂、谭启龙。谭启龙同志任湘鄂赣团省委书记。

陈寿昌同志刚来时，让我做省委秘书长。后来，省委决定成立两个边区：修（水）铜（鼓）宜（丰）边区和湘鄂边区。总工会委员长施济被派到了修（水）铜（鼓）宜（丰）边区，任务是"向东南发展"；我被派到了湘鄂边区，任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任务是"向长武路发展"。省委派了一些干部，由我带着到那里去。但因这些干部不是本地人，不懂话，斗争艰苦，不能生根落脚，工作很困难。于是我尽量发现和起用当地干部。那里不同于平江老苏区，到老百姓家里吃饭要钱，没有钱不行。带去的人长期在山上不行，搞不到钱不能生活。后来提出一个口号叫"下畈去"，就是到群众比较密集、田地比较多的山区谷地开展革命活动。虽然到处都有敌人的挨户团，但老百姓还是保护我们的。中心县委开始有个千数人的独立团，后来交到主力红军去了，剩下一个保卫队，主要是在山区活动。

湘鄂边中心县包括湖南的临湘、岳阳和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和蒲圻等县的广大地区。当时没有电台，与外面没有联系，只有靠独立自主。县委领导，有个副书记叫黄天宝，蒲圻人，大个胖子。我调走后他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叛变了，当了敌军的教导员。他的部队在江南被我们打垮后，他跑掉了。宣传部长叫陈樵，岳阳人。军事部长张存信，蒲圻人，很老实。妇女部长沈春华，家住蒲圻茶莞园，她的丈夫周长工，是县委委员。保卫局长黄启炳，也是蒲圻人。当时省委派到中心县委去视察工作的有张藩、李平同志。李平过去叫饶国瑞，蒲圻人。他是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当过代理保卫局长，很勇敢，可以带兵打仗，又是当地人，搞钱很有办法，解放后当了湖北省水产厅厅长。中心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叫李济平，绰号叫"豆腐渣"，后来叛变了。带着敌人到处抓我、抓张藩同志和在那里养伤的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同志，但都没有抓到。解放后，"豆腐渣"被镇压。

中心县划分有六个区。如东关区在崇（阳）通（城）交界，马颈区在长武路上，塔坳区在崇阳，等等。县委的活动中心在崇阳、通城，这里靠近三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很难对付我们。

湘鄂边中心县处在粤汉铁路长武路段的中间地带，山峰连绵，地势险要。从山上山下，截住敌人的火车，就可以搞到钱和各种物资，除了我们自己使用，还可以供给省委。那里成了省委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重要"后勤基地"，省里经常派人来取钱物。当时省委机关在平江、浏阳交界的连云山脉黄金洞，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经常派刘玉堂等同志到我们那里搞钱。我们的工作，除了搞钱搞物，主要是发动群众积极扩大苏区，发展党的组织，使边区各县连成一片。

靠近我们有个山头，山上是茂密的树林，驻着一股土匪武装。我们派人打进去做他们的工作，说服他们在对付国民党的"围剿"问题上同我们合作，结果打通了关系。后来敌人进攻他们时，他们就跑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有时捉到土豪劣绅，他们也派人帮我们看押，对革命起过一些作用。

红旗不倒

1934年夏天，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湘鄂赣苏区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长征北上以后，湘鄂西和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也相继离开根据地，使湘鄂赣苏区和红十六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此开始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敌人集中"围剿"江西中央苏区，最得力的汤恩伯部八十余个团，其主力有敌十五师王东原部、十九师李觉部、六十二师陶广部、五十师岳森部、七十七师罗霖部、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建筑四道严密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最后"的"清剿"。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敌军三个月消灭湘鄂赣苏区及其红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苏区大部分地区被占领，红十六师损失很大，仅剩200余人，临时编为一个营，革命受到严重摧残。当时称为湘鄂赣省"六七月事变"。但苏区军民在省委和军区党委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消沉，移到平江的黄金洞、连云山、福寿山，浏阳的金坑、大围山、丙子岭、龙五排等山地，以及鄂东南、赣西北广大山区，继续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湘鄂赣边区人民始终没有屈服，红十六师始终没有被打垮，湘鄂赣的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1935年春，我由湘鄂边中心县调到红十六师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徐彦刚同志是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任政委。这时红十六师已恢复扩大为4000余人的湘鄂赣主力红军。5月份，在平江的虹桥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是边区著名的虹桥战役。那时，国民党第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恃"装备精良，剿共有方"。师长李觉是何键的女婿，猖狂得很，他封手下的陈铁侠旅为"陈铁军"，下令每个兵带根绳子，说红军没有子弹，没有什么力量，你们用绳子给我捆活的。结果一打，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埋伏的森林中四处出击，把"铁军"打成了稀泥军，两个团被消灭，400余人当了俘虏，敌兵原来带的绳子捆了他们自己，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十六师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里提一下方步舟。他是湖北大冶人，和徐彦刚共同指挥了虹桥战役，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当过士兵，后来对开辟和发展鄂东南苏区有过贡献。当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会打游击战，但以后在1937年逃跑叛变，当了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他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各千余举行起义，由王建安、谭启龙同志的七兵团接管。他们觉得不好处理，以后将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他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究"。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同志作这样的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现名为向光如。以后他先后被分配到农场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方针是"北和南剿"。就是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被迫表面上以"和"为主；而对我们南方革命根据地，则公开地大力进行"围剿"。在湘鄂赣边区，凡是交通要隘地区，国民党都建立了绥靖公署。在浏阳的东门、白沙与铜鼓的排埠交界的地方，就搞了一个绥靖公署，把我们省委机关所在地黄金洞的后路堵住了。通城这一边，在平江北乡的天岳关也建立了一个绥靖公署。这个地方以山为界，北面是通城，东面是修水，南面是平江，天岳关一卡，使三县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被切断。还有平（江）、修（水）、铜（鼓）交界那个地方，也搞了一个绥靖公署。在边区内地，凡是我们稍微有点群众基础的地方，敌人就在那里修建碉堡，安个钉子，叫做"堡垒主义"。

我们同敌人针锋相对。他进山，我们就出山；他出山，我们又进山，跟敌人"换防"。他搞重点进攻，我们就分散搞支撑点。如平（江）修（水）铜（鼓）边、平（江）浏（阳）长（沙）边各是一个支撑点。修（水）武（宁）崇（阳）通（山）边也是一个支撑点，由江渭清、余再励领导；还有修（水）铜（鼓）宜（丰）边，汪克明、吴加明、吴咏湘在那里负责；湘鄂边也是一个地方支撑点。这样，化整为零，把部队分散，转移敌人进攻目标，分散敌人视线。支撑点越多，天地越广阔，机动范围越大，敌人就越难捕捉我们。既有利于保存各个分区的力量，又可保卫中心地区。

有分散，有时也集中。集中就进攻敌人；分散就作群众工作。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是"逐屋推进"。前面有个屋子，看谁认识，就由谁去联系，总有认识主人的人，找到主人就有了办法。因为当地人熟悉情况，知道谁家好与坏，就可以一家介绍一家。今天你到李家屋，李家屋就把你送到丁家庄；丁家庄的人再把你送到毛家屋；毛家屋又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庄子。这样，我们就如鱼得水，许多困难都得到了解决，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三省交界，敌人内部有矛盾，还有嫡系非嫡系的区别，他们都想保存自己的势力，所以配合不好，"围剿"时你来我不来。我们就利用敌人的这些矛盾，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江西敌人来进攻，我们往湖南跑；湖南敌人来进攻，我们则往江西跑。我们是运筹帷幄，机动灵活。

掌握政策很重要。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有许多人领到"良民证"。过去都把他们说成是反水，实际上没有反水，他们是为了保存自己，说他们反水是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后来我们提出口号："变守望队的组织为赤卫队的组织"。守望队是敌人搞的挨护团的外围组织。经过我们做工作，名义上是敌人的守望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赤卫队。这样一搞，我们就有了群众基础，地区就不断扩大。没有群众不行，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同群众对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依靠群众，就立于不败之地。

那时候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但知道搞宣传造舆论的重要。我们经常派侦察员到公路上活动，捉到邮差就可以搞到报纸等东西，了解一些敌我情况。我们就写传单，要邮差夹到信里到处送，一直送到城里面去。邮差出于种种考虑，也给我们送，所以很多人收到过我们的传单。这种做法虽然在反动官僚阶层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在文化教育界和其他各界还起了一定作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揭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使人民同情和支持革命。那时写传单没有好纸，用的是毛边草纸，还不容易搞到，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印刷条件。

最重要的一条，是团结内部。内部不能有叛变分子。派人出去，跑掉一个就了不得。只有中心地区有个政治保卫队，其他地区主要靠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来增强党性、坚定信心。只要坚持斗争，革命总是有前途的。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内部团结一致，这是我们在那种艰苦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最根本的保障。

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期间，锻炼和考验了一批党的骨干。傅秋涛同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是工人阶级中的好样的。他年轻时给店主作雇工，打豆腐、杀猪，很能干。1927年组织店员工人纠察队，领导工人运动。"马日事变"以后，专门从事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平江扑城暴动。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挑起了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的重担，在敌人残酷野蛮的"围剿"下，在整个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面前，他有股革命的"蛮劲"。他经常讲："要下定决心，要执行决心"。有些人下了决心，往往不能坚持执行决心，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发生动摇，而他不是这样。正是由于他的革命坚定性和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革命韧性，产生了他的对敌斗争的胆略，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文化程度很低，但注意学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身上始终背着两本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也有历史性的缺陷，在"左"倾偏激情绪支配下，曾经做过一些错事。

国共合作以后，几经谈判，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1937年8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傅秋涛同志任团长，张正坤同志任副团长，王淮生同志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从此，我离开了同敌人浴血战斗了11年的湘鄂赣边区，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而留在边区的党组织和部分党员，以秘密方式继续坚持战斗，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