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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二)，作者张光，原标题《抗日游击战争在余上（上）》

（注：目前只找到《抗日游击战争在余上》上、中，还没有见到下，翻了后续好多辑也没找到）

以下摘自博雅人物网：

张光，原名陈未冬，化名张春松，诸暨陈宅巽溪人。1924年在诸暨县中区小学读书时，深受级任老师、早期中共党员何赤华的影响。1930年，毕业于省立第五师范训练班。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陕北抗大学习。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回到诸暨工作。在家乡利用村中小学校舍，发动群众创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2月初，与中共诸暨县委接上关系，并以巽溪村为中心，积极发展党组织。到1939年夏，璜山区有20多个村建立了支部，有党员百余人。1939年3月，当选为中共诸暨县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兼任中共枫桥区委书记。6月至9月，任代理县委书记。9月，任中共诸暨县中心县委（辖诸暨、萧山、绍兴县工委）书记。期间，积极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6月，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解散政工队后，及时将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及骨干作妥然部署，安排已暴露身份且遭通缉的人员先后撤走。对县委的人事也作了变动，以保存力量。

1941年3月，张光调任中共余姚县特派员。7月，与党领导的淞沪抗日游击队五支队取得联系，大量动员地方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部队，建立了通讯联络站、办事处等机构。1942年夏，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他任中共三北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兼中共余（姚）上（虞）县委书记、办事处主任。1944年4月，办事处改为余姚县政府，任县长。期间，领导虞北人民，高举抗日斗争旗帜，以各种形式打击日伪顽军，建立了虞北抗日根据地。

1945年10月，张光随军北撤至苏北涟水，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组织部组织科长。1946年夏，调任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1948年夏，任先遣纵队一支队政治处干事。1949年5月，随军南下解放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省委秘书处处长等职。1952年初，任浙江铁工厂党委副书记。1955年，任省工业厅副厅长。1958年，被错划为。1960年摘帽后，先后任杭州制氧厂、杭州汽轮机厂副厂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1983年，从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上任离休。（章可萍整理）

以下摘自百度百科“张光(原余姚县长)”条目：

张光(1911年—2003年)，本姓陈，原名维栋(注：后又称未冬，很奇怪)，浙江诸暨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生。

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以后，家里没钱让他继续深造，他只好时而跟着哥哥种田，时而到附近的小学里帮助教书。他改名为陈未冬，考入府城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师资训练班。毕业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当了几年小学教师。

民国26年全面抗战爆发，陈未冬向往抗日和革命，与友人结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返回家乡进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陈未冬好几次改名，第一次更名为张春松，并被选为中共诸暨县委书记。民国30年皖南事变以后，国共之间的摩擦加剧，上级决定各县的干部大调动，诸暨干部与余姚县对调。是年3月中共余姚县委特派员张春松带着夫人钟学意，第一次到达余姚境内的周巷，经西街头地下党员雕花阿宝（竺永慧）的介绍，租赁老中医单序三家的一间店面房子，开设一家旧木器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到余姚后的张春松又化名傅春林，民国30年夏历四月初一，有一家旧木器商店在周巷西街开张，老板就是傅春林，老板娘为钟学意。民国3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谭启龙领导成立浙东区党委。傅春林再次更名为张春松，担任三北地委委员、组织部长。不久张春松到余姚逍林区工作，化名张生光。

同年10月，张生光去姚西一带活动，还在临山东门头附近开设了一家专门手工生产和出售金鸡牌香烟的小作坊，为了租赁一间店面房子，对房东说自己名叫吴章生，吴章生公开的身份是香烟作坊的一个小老板。第二年三月，余上县委和它公开对外的名称余上办事处正式成立，这位吴先生身兼两职，同时担任书记和主任。当时的办事处要贴一张成立公告，上面签的大名是张光，这是张光向余姚县人民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张光这个大名从此才固定下来，以后近六十个春秋都没有改变。

民国34年4月，张光在临山正式担任余姚县长，8月19日随部队回到周巷，还在海莫村的大操场里召开庆祝抗战胜利万人大会。这是张光同志在周巷镇人民面前的公开亮相，得到周巷人民的热烈拥护。

重庆谈判之后，张光随军北撤，渡过杭州湾，各路大军在青浦会合后继续北上，最后撤到山东境内。经过整编，搞地方工作的张光变成了军队里的一员，成为新四军某师政治部的干事，以后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随军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

民国37年以后，国共两军的战略形势发生了逆转，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张光又随军南下，从山东、河南、安徽又打回浙江。1949年5月3日，张光随军解放杭州，很快又转业回到地方，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里的干部。从此以后的几年，虽然工作经常变换，但一直没有离开杭州，这段时间对张光来说，算是比较平静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到1958年初，张光竟被某些人打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著名的“沙文汉、杨思一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一个跟随共产党20多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半辈子的张光，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会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61年，张光被摘去右派帽子，但仍旧是一个没有帽子的“摘帽右派”，直到1978年，张光已经退休，才被平反改正。以后，总算是恢复了离休待遇和其他的政治权利，安享晚年生活。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93岁。

正文

一九四一年春节，宁绍特委正在我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突然，国民党的《》公布了皖南事变消息。

看到这个形势，扩大会议下决心：干部全面调动。决定“诸暨县委书记张春松（即张光）和余姚县委书记朱学勉（即小杨）对调。”当时我和朱学勉同志都在参加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结束，我就陪着朱学勉同志到各区跑了一转，把诸暨的工作移交给他。朱学勉同志不回余姚了，他叫我去找王益生，他说：“王益生就是赵树屏（原诸暨政工队干事长），你是认识的，余姚的工作，我全部交给他了……”他告诉我联系王益生的办法和暗号。

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搞了一千多元钱，于三月初与钟学意同志一起去余姚。到了周行西街头，按暗号找到了“雕花阿宝”竺永惠同志。晚上，竺永惠带我们去圹堰桥会见王益生同志。那时章文君同志也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已成问题，每天吃点蚕豆果腹，他们的房子在一空屋的中间，房子是赵继光（赵瞻）提供的。赵自己的住宅离开一里光景，是秘密联络站。一般同志只能到赵家里联系，只有竺永惠能直接带我到这里来。

王益生向我介绍情况：郭静唐被捕，政工队改为青年服务队，这些我在诸暨时就知道了，但王又告知我，遍及全县有数万人的群众团体战时社会服务团被解散，靠拢我们的进步乡长被撤换，开明人士遭排挤打击，以及公开逮捕共产党员等等。我感到环境确实是十分恶劣了。但重要的是党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被捕自首是个别的。这是由于及时贯彻执行了党的荫蔽精干政策的结果。

为了保存力量，贯彻荫蔽精干政策，区一级领导已经撤消，区委委员回到支部，有的负责一个支部的联系工作；支部停止开会，改成单线个别联系；停止发展新党员。组织上认为不可靠的少数人，已暂时隔离（不联系）。

第二天，王益生陪我去泗门、道林等区，和一些支部负责人见面，了解情况。除个别的情绪波动外，大多思想还稳定，仍然很有信心，还风趣地说：“砻糠灰煨破粥盖，草子过过，这种日脚会长格？”这是双关语，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群众喝稀粥、吃花草的悲惨景象，同时讽刺县里那些反动头子：国民党书记长翁光辉（谐音糠灰）、县长蔡竹屏（谐音破粥整）、保安团长赵志（谐音草子）的日子不会长的意思。

当时我们三个县级干部：王益生、赵汝翰（肖张、张云）和我。三人分工：我除全面负责外，还直接联系逍林和马渚的工作；王益生负责联系姚西及盐区，肖张联系姚南及城区——包括县政府青年服务队。

肖张在四明山某村当小学教员为掩护，我和王益生都无职业掩护，我打算到周行街上去开小店，一时又找不到房子。三月中旬，宁绍特区特派员杨思一同志来检查工作，就批评说：“你们几个人哄在一起，毫无职业掩护，被人发觉，你们如何辩解？——你们将被一网打尽。而且你们将怎样维持生活？”

我看看我带来一千多元钱，只剩七百多元了。就责成竺永惠必须在周行给我搞一间店面房子，竺永惠说：“周行街上实在找不到房子，只有单春阳有一间，但单春阳这个人……”

单春阳本来是政工队里的一个共产党员，政工队改组时，他被留在县政工指导室工作，组织上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已给隔离了。

我问竺：“他知道你是党员吗？”

“单春阳算是很看得起我，曾经来发展我入党，但我觉得他不太象，我拒绝了。我说：我不懂政治，所以我想他不会知道我是党员的。”

“反正他不认识老张，我看租用他的房子也可以。”王益生说。

“对！而且单春阳经常在县里，回家日子不多。不过这次倒巧，他昨天刚回来，我看我陪老张先去看看房子再商量。”竺永惠说。

好，先去看看，不过你对他们不要说我姓张，说我姓‘傅’叫‘傅春林’就是了。”

离开竺永惠的雕花店七八间店面，就是单的房子了。走进门，一张台子上摆满柴根草头和一些中医用的瓷瓶、瓷钵之类的东西，因为单的父亲是中医。左边一道板壁，有一扇门，永惠推开门指着说：“就是这间。”这时单家父子迎上来了。永惠介绍说：“这位就是傅先生……”单春阳向我瞥了一眼，大概他对这个戴瓜皮小帽，着灰布长衫的小商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父子都对永惠十分热情，“阿宝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只要你们认为合适，就来住好了。”

四月一日，我搬进了新居，和阿宝哥“合伙”开了一另旧木器店。钟学意同志做了“老板娘”，我们每次出去跑“生意”时,都须与钟对好口供。

王益生同志到盐区做单帮生意，章文君同志被调走了，扩堰桥的房子，留作秘密接头地点。

我订了一份余姚县报，每天报纸一到，单老头就抢着去看，一天（四月四日或五日）报纸刚到，照例，老头抢去一看，即大叫一声“来东者！”就带着报纸回到自己家里去朗诵起来，原来是他儿子单春阳的自首书。于是他见人就宣传。还报纸时也向我宣传：“我的儿子，春阳啊，是共产党呀，是他老婆舅，第泗门的潘炳初（亦已自首）介绍他入党的，潘炳初呢，又是马青介绍的……”

隔了一天，竺永惠说他接到了单春阳的信，叫他马上到域里去一趟，“你看要不要去？”

“你自己的意见呢？”我反问。

“要去的，我估计他确实不知我已入党，但对我有怀疑，我如不去，倒反见心虚；去了，我可随机应变，我相信可以应付过去的。但如万一……你可以相信我，粉身碎骨也不会叛变党的，但我如出事，你们也必须转移。这样吧，我下午就去，如没有事，争取明天天黑以前赶回来，如天黑还不回来，你们就马上转移。”

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第二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紧张起来了，我们收拾了一下，匆匆地吃了饭，天已黑下来了。我们拿起小包裹正要走了，竺永惠悄然进来。我们大家坐下来，竺永惠一面吃饭，一面叙述经过：

“昨天我到城里，已是上灯时分了，他（单春阳）就请我吃馆子，吃过晚饭，就去戏院看戏，看好戏已近半夜，回去和他一张眠床困到天亮，今晨起床，一同坐起来披上衣服，这时他问了：“阿宝哥！我的事你知道了吧？”

“什么事啦？——噢！是不是共产党的事啊？唔，单老伯对我说了，报纸我也看到了。”

“啊！没有办法，县党部迫着我自新，我本来想找到小杨他们商量商量的，可是又找不到，真是没有办法……”他低下脑袋不断摇晃着，突然他抬起头来：“阿宝哥！我记得你也参加了呀！”

“我？？我记得那会你叫我参加，我说我不懂，不想参加,不晓得后来你有没有给我参加进去？”

“那，那没有，那你没有参加。”

就这样起床后上街买了点东西，吃了午饭就回来了。

我们分析，他除试探竺永惠外，也许还想通过竺永惠向党辩白他自己的“苦衷”。看来他对我们还没有引起什么怀疑。因此我们还可以暂住一些时间。

我们不会做生意，在这样动乱时期，只有把旧木器卖掉的，却无人要买回去的，因此我们很快就收进了一大堆旧木器，却一点也卖不出去。我们赶快买了一台大摇车（一种木制的纺纱机），钟学意学会配纱，我摇车，依靠它纺土纱来维持生活。

四月廿四清晨，我和房东单老头去纱布行出售土纱，纱行拒绝收纱了。单老头在同他们争执时，讲到余姚已经沦陷了。

回到家里，我正端起一碗稀饭喝，竺永惠急匆匆地走进米说：“东洋人进余姚城了，区署逃走了。区长跟警察都连夜逃光了。”

我跟竺永惠到现场去看看，只见许多群众在搬区里的东西,这时桌椅板凳之类的东西，已被搬光了，有些人还在破烂堆里翻，有的还在拆窗栅，挖玻璃。

看情况余姚确实沦陷了，但是怎样沦陷的？敌人是从哪里来的？敌人现在进攻到哪里了？敌人的战略意图如何，我们一点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统战工作被破坏了。公开工作被摧残了，我们的党组织已深深地转入地下，和上级的联系也十分困难。

经过千方百计的打听，我们逐渐知道敌人是从镇海登陆的,而国民党的镇海炮台竟一炮不发，连夜逃走了。因此，敌人兵不血刃，只化三、五天工夫，从镇海、宁波、经慈溪、余姚到上虞，与从杭州经萧山到绍兴的敌人会合，向南推进。敌人的战略意图是想打通浙赣线，但兵力不足，没有到达金华，又缩回固萧绍甬一线。

为兵力所限，敌人仅占城镇，农村则为国民党兵痞和土匪流氓的世界，群众陷入水深火热的苦楚恐怖之中。

竺永惠对我说，有一支叫崇德部队的游击队，在周行镇上招兵，这支部队是崇德公署拉起来的，自吹有一千多人，有二百挺机枪，这显然是吹牛。

我初到时，即发现周行东街头，一条向南的小浜头上，有一幢独立房子，警戒森严，门前经常站着荷枪的丘八，还常常有满装货物的船只，驶进浜底，把一些沉重的木箱背进屋去。当时我就怀疑这到底是什么机关？只知它叫崇德公署，不知它负的什么使命，现在它变成游击队了，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游击队的性质。我叫竺永惠打入进去了解情况，竺永惠去了二天就回来了。证实这个部队是反动的，他听了一个老头子的讲话，除歪曲游击战术之外，还诬蔑毛主席是抽鸦片的。

我和王益生、小张分别碰了头，都认为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研究沦陷后的形势和任务。（因当时是特派员制度，本来不开县委会的。）会议于五月初在圹堰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王益生、张云和我，竺永惠和钟学意列席，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建立游击队的问题。最后决定建立我们自己的游击队，因为我们有十七条步枪和二箱子弹，埋藏在樟树庙支部，会议决定由我去樟树庙，通过樟树庙和逍路头等支部，动员二——三十人，武装起来，然后把部队拉到盐区。由王益生在盐区动员二、三十人，会合起来就有五、六十人了。第一次行动目标，选定为精忠乡，因为该乡乡长是大地主吴某某，当时传说吴将出任余姚县伪维持会长了，而精忠乡的警备班只有十多条枪，力量薄弱，正适合我们练兵。

由于我和王益生都想亲自搞武装，由谁来负责武装工作问题，会议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决定报告特委决定。我把会议情况，用药水密写在一本小说书的行间，派竺永惠通过敌伪顽的封锁线，到嵊县去向特委汇报请示。

我立即去樟树庙，跨进支部负责人岑梅山家门，梅山的老婆和儿宇，都哭着诉说：“家里藏着的枪、弹药全被崇德部队缴去了，人也抓去了，牛也牵去了……”还说，这都是万尧的缘故。

岑万尧本来是这个支部的一名党员，后来把他隔离了，他知道岑梅山家里藏着枪支弹药。沦陷后，即叫梅山拿出六条枪来组织自卫队，大模大样地在村口放哨，马上就被崇德部队知道了，缴了枪还逮捕了岑万尧等人，万尧又供出岑梅山家里埋藏着的枪支弹药。

这真气得我目瞪口呆，我们的计划全部落空了。

我听出只要拿出钱和粮食，岑梅山可以保释，就动员他们抓紧去保释。我觉得在他家不宜多待了，就到伍家板桥去找钱忆群同志。钱忆群同志因为在嵊县参加领导饥民请愿，被反动派通缉，转辗调到余姚，安插在伍家板桥当小学教员，由我直接单线联系，他人（包括王益生）都不知道。可是我到伍家板桥，钱忆群寄居的那家老百姓对我说，鬼子来了，学校散了，钱先生参加游击队（崇德部队）去了。

这又是一个意外，我觉得我必须到各支部去走一圈，我到道路头，支部负责人岑六生同志，他已经知道樟树庙的事情。我布置他到游源崇德部队去找钱忆群。（后来据说他们曾找到了钱,但因没有搞好以后联系的办法，关系又中断了。）然后，我去二灶、相公殿、天元市等处兜了一圈回到周行。竺永惠己从嵊县回来了。他拿出了一个纸包，把里面的黄烟丝倒出抖净，我用棉花蘸了碘酒一擦，特委杨思一同志的指示很简短，大意是：同意组织游击队，武装工作由王负责，张仍负责全面工作。

我正和竺永惠谈话时，王益生派王庆云同志送条子来，叫我立即跟王庆云一起去赵家舍头，商讨重要工作。

我到赵家舍头时，天已快黑了，他们已吃过夜饭，我边吃饭边和王益生谈樟树庙的情况。当他听到枪支弹药被缴时，跳起来拍桌大骂：“岑万尧这家伙该枪毙！”我说：“这得怪我们自己警惕性不高，早知道万尧也知道，我们早该把它转移的。”王益生慢慢冷静下来了，反而安慰我说，“老张，不要急，好机会还是有的。”

然后他慢条斯理讲起最近来了一支部队，是国民党三十四师的一个连，在新嵊线被鬼子打散了，由连长孙彦龙率领来姚北,声称要找共产党，要找陈小平。陈小平本来也是共产党员，但已经开除了。三十四师的前身，是浙江省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我党曾派党员去帮助第六支队建立政治工作，陈小平也去过，所以孙彦龙认识陈小平。孙彦龙说，他在第六支队任排长时，有一位杨指导员教育他，但他当时不能理解，后来杨指导员牺牲了，六支队被改编为三十四师，他逐渐体会到杨指导员的话是真的，蒋介石处处剪除异己，打击杂牌。这次在新昌前线，把三十四师放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遭到严重打击，孙彦龙就带了五、六十个人、三挺机枪和五十多枝步枪，冲到姚北来，一路上又吸收一些散兵游勇，现在有八十多人了。当时，王益生听了孙彦龙的介绍，认为孙彦龙很直爽，很好，就对孙说：“你要找陈小平，我可以帮你找到，你要找共产党，我可以代表共产党。”孙彦龙很高兴说：“那很好，请王先生多派一些共产党员来，把我这些弟兄们训练一番，他们统统可以加入共产党的。”

王益生说到这里，急切地问：“去特委的交通回来了吗？同意我们搞游击队吗？

“你已经在孙彦龙面前暴露了面目，好在特委也决定由你负责武装工作。”我把那张擦过碘酒的纸条交给他，他看了条子喜形于色。

我们研究了去孙部的任务和工作方法，感到缺乏干部，特别是有部队工作经验的干部。王益生要求带王庆云同志去，我也同意了。以后又吸收了一些原先参加过政工队的同志，成立了一个随军服务大队，王自任大队长，部队改称宁绍游击大队，孙彦龙任大队长，王益生任大队指导员，由于缉私营的加入，部队人数激增到三百余人，部队成份更差了，情况更复杂了。缉私营的麻子营长任副大队长，三个连长都是原缉私营的连长。

肖张突然从南山下来，说是特务已经知道他荫蔽的学校，要去抓他了。幸亏伪保长通知他。肖张还带来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当敌人侵入姚城时，国民党及其伪县政府，在向梁弄逃窜途中，竟将青年服务队十余人全部速捕，其中有项旷等共产党员。对反动派这种趁火打的丑行，我们真是咬牙切齿，我们动员家属去设法保释。

因为肖张在南山无法立足了，而南山，实际也只有十五岙有党组织，就决定肖张去盐区接替王益生的地方工作，仍兼管——五岙和城区的支部，西区工作由我兼管。

六月初，我去部队会见王益生，他很乐观，说孙彦龙的部份较好，缉私营部份较差。我听到三个连长都是原缉私营的连长，就说：“我们的同志，不能光在服务大队搞宣传工作，要尽可能学习军事，争取做军事干部，象王庆云这样有点懂军事的同志，应该叫他去抓军事，那怕当个排长也好。老王，我很给你担心，你没有一点亲信部队，万一有事，你很危险。”老王默然。我接着说：“我们必须掌握情报，地方上的情报网我来组织，由竺永惠与部队联络，他的雕花店可作为情报联络站，部队也须确定一个情报负责人。”老王考虑了一下说：“部队就由钟芳兰同志任情报组长吧！”钟芳兰我不认识，老王说他是党员，很忠实。

六月中旬，单春阳回家来了，说是从梁弄县政府回来的，看样子不会再去了。虽然他对我毫无怀疑，但多少增加了不方便。又过了几天，敌人来周行筑据点了，这样，我在周行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我决心搬家，竺永惠仍留周行坚持。

六月下旬，我搬到天元，陈平（后脱党）替我找了一间房子，我们二人，以合作搞单帮为掩护。

王益生向我书面报告说，余姚县自卫队胡顺清部，有二百多人枪，将与我部合并。过了几天，又报告说，胡顺清到期不来,估计其中有人破坏。

竺永惠在周行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地下党员徐梅山，在周行维持会长家里做小工，所以敌伪的活动情况知道得较多，竺永惠告诉我，单春阳已经去周行维持会工作了。

七月中旬，竺永惠报告说，周行敌据点内到了十五名中国宪兵（特务），队长就是前缉私封锁队队长任化南，到周行后，一色的买了十五把雨伞。竺永惠说明了这种雨伞的颜色与特点。竺永惠还报告说，近日来，这批特务经常向西区活动，而王益生的部队正在西区，竺永惠的情报是先送给部队，然后再告诉我的。

七月二十号左右，我派陈平去四明山区布置情报工作，因为陈平在四明山大岚乡上马村当过教员。

这时听到游击队在相公殿伏击敌人，打得很漂亮，打死打伤敌人很多。群众情绪很高，奔走相告：“游击队打败鬼子啦，打死很多啦！”开始我也顶高兴，以为是我们——王益生的部队打的，后来昕到是崇德部队打的，很泄气。

特委通知，特派员来了解部队情况，叫我于七月甘五日到圹堰桥秘密联络点去等特委同志，并向他汇报情况。

我于七月廿四日去部队，部队驻在临山镇东北的倪家路一带，临山绕有城墙，有东西两城门，倪家路距临山东门约三华里。

我到部队，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王益生和另外四个人，在竹林的荫阴下，围着一张方桌（桌上摆着几支木壳枪）正在研究什么问题。见我到了，王益生挥挥手说：“今天不去了，明天再说。”四人散去，只剩下我们二人。王益生告诉我，本来他要带着这四个人去临山解决陶园去的，陶园是临山镇长，是叛徒，因为他曾去过陕北公学，也入过党，可是不久前他自首了。他的镇公所有个警备班，有四十条步枪。现在查明是他破坏我们与胡顺清部的联合的，所以要解决他。解决的办法是请他到部队来吃酒，然后扣押起来，叫他下令缴枪。

王益生信心很高。他是浙大学生，很会讲话，又比我早一年到余姚，情况比我熟悉，我未能说服他。这时，进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王益生介绍说：“这是陈小平同志”陈小平坐下来就问：“新四军联络上没有？”我告诉他新四军在长江以北，即使联系上了，也很难支援到我们，我们要有独立作战的精神。”陈小平轻蔑地向我瞥了一眼，说：“我们这样小的部队，能独立作战？”我耐心地说：“游击队就是从小到大的，我还觉得我们的部队扩大得太快了，我主张目前暂时不要扩大了。”

“嘿，不扩大，那来力量，那来力量？”陈小平非常不满.喃喃地念着走了。

“这个人怎么样？”我问王益生。

“赫！流氓，他在这里以太上皇自居，认为这个部队是他的，孙彦龙是来找他的。每天和几个连长混在一起吃鸡喝酒，我提醒他，还向我耍流氓态度。”

这时，一个强壮扎实的中年人，向老王打了一下招呼就走了，老王看着他的背影低声说：“这就是孙彦龙。”

黑幕渐渐落下来了，但驻地却很不安静，不时传来靡靡之音，有小调、有胡琴，还有京戏。我不满地说：

“这个部队，不象我们的游击队！”

“是啊，本来就不是我们的部队嘛！我们要改造它，但改造不象纸上谈兵那么容易。”

我默然，老王是大学生，我常常感到他那种知识分子的自负。

也许老王自己也感到太过了，忽然以十分沉重的语气说：“老张，我感到我的担子很重哩！”接着他告诉我又建立了一个警卫连，王庆云争到了付连长。又说他与麻子营长吵了架，麻子说：‘王指导员凭什么有这样大的权。最后，老王说起前几天，孙彦龙来了一位客人，说是对江（指钱江北岸）的一个“盐场老板”，要请我们部队去保护他的“盐场”。孙彦龙似乎想去，摸了他的底。

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以肯定的语调向王说：我们要争取孙留下来，要对他说，我们是宁绍游击队，应该在宁绍地区打鬼子，保护私人盐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靡靡之音渐渐平息下去了，天也有点凉起来了，看来时间已过半夜了，方见孙彦龙从“歌咏晚会”（也许是赌博晚会）回来了。孙彦龙过去以后，我和老王边谈边在竹荫下的两张方桌上躺下。谈着谈着，老王打起鼾来了，我却一直不能入睡。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天（七月二十五日）早晨，我睁开眼一看，睡在另一张方桌上的老王已不见了。我坐起来问那个正在打扫的战士：“王指导员呢？”

“王指导员上临山去了。”

这时，我才后悔，昨夜没有把这件事再仔细研究一下，也没有想到今天一早他就去干了。但我也没有工夫逗留，我必须赶到相距三十里的圹堰桥去等候特委同志。我胡乱地吃了点就上路了，走到泗门附近，碰到了竺永惠。他低声对我说，他是从周行钉一个人的梢来的，他肯定这个人就是特务（伪宪兵队长）任化南。“他已走上那边一条小路了”。他指了指北面，继续说：“我现在赶到部队去派人来把他抓起来。”我和他约好到圹堰桥碰面。

天下雨了，我在圹堰桥等到下午约莫四时多了，还不见特委的同志来，这时竺永惠却赤着脚，张着伞急匆匆地来了，刚跨进门就说：“临山出事了。王指导员受伤了，也许牺牲了。”

接着他叙述当时他正在部队吃饭，突然听到临山枪声大作，我们部队即向临山冲去，他也跟着冲到东门头，看到孙彦龙和麻子营长的勤务兵，抓着陶园来了，孙彦龙的勤务兵告诉他，王指导员受伤了，还在城里没出来。

因为竺永惠必须于五时前赶回据点里去的，所以他在回来路过泗门时派徐茂先同志在临山了解情况，并叫徐连夜到圹堰桥来向我汇报。竺永惠说着，找了一只洗脚盆，急匆匆地洗起脚来，

我忽然想起上午的事来，就问：

“你钉梢的这个人呢，抓起来了吗？”

“赫，别说了，老张同志，我倒要问你，你说，孙彦龙这个人到底可靠不可靠？”

“怎么啦？听老王说，孙彦龙这个人很直爽，很好的嘛。”“要是孙彦龙不可靠，我们是在和生命开玩笑。”他一面措脚，一面接着说：“上午我到部队驻地时，那个人也到了，我要把他抓起来，谁知那些营长、连长说这是他们的客人’，请进去作了‘上宾’。明明是汉奸特务，却是他们的朋友？！”他揩好了脚，穿上套鞋。我却吃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停才说：

“唔，如果这次老王不出大乱子，我们要找他来好好研究、研究了。”似乎在安抚他，但自己心里也很不落实。

竺永惠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发呆。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特委的同志来了，急开门，是赵继尧同志带了胡金法同志来，他把胡金法交给我就退出去了。没有等问，胡金法说：“陈平在南山被反动派逮捕了。”又是一个闷雷，震得我耳朵嗡嗡响。胡金法接着说：“南山派人来，要我们设法去保出来。”

过了一会，我向胡说：“你对南山来的人说，要他们就地设法保出来，他们可以通过乡保长、士绅去保出来。陈平是他们的教师，一定要他们负责去保出来的，我们是无法去保的。”

天黑下来了，特委同志仍不见来，我和胡金法二人，心事重重地度过了这个雨夜。

第二天黎明，胡金法走了。下午，竺永惠无精打采地回来了。他又去过临山。我看他两颗赤红的眼球，就知道这惨痛的结局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益生带了二名服务队员和二名枪手（即孙彦龙和麻子营长的勤务兵），出发时说明，先是请陶园来，如不肯来再用武力威胁他来。可是当陶园到门前来迎接他们时，那个麻子勤务兵就拨出枪来威胁他了，陶见状即躲到老王身边，这时枪‘失火’了,洞穿王的双腿，王倒地，陶欲逃走，被二名勤务兵抓住，即往东门奔走。二名服务队员弄了一付临时担架，抬起老王，也往东门走去。这时，警备队追上来开枪，把王益生和二名服务队员——陆革和熊飞同志都打死了。等到孙部冲进东门，警备班却从西门逃走了。

竺永惠交给我一封信，是柴华法（柴一清）同志写的，内容是：王益生同志牺牲后，孙大队长还是很好的，昨晚召集我们开会，说王指导员牺牲了，我们要更加团结。并指出我们有五方面的敌人：三十二师，江南挺进队，忠义救国军，崇德部队和胡顺清部队。（都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却没有指出主要敌人日寇,

这是为他投敌作舆论准备。）最后，柴要求我赶快派得力干部去接替王益生的工作。

我叫竺永惠回去休息，我也就回天元了。回到天元后，就去找胡金法同志，他说：四明山来的人，已经打发回去了。但要他们去保释很没有信心。我感到住在陈平家里不太安全了，打算搬家，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方。

我叫肖张来，把王益生牺牲和陈平被捕的事告诉他，我们研究结果，决定把情况报告特委，请特委帮助我们解决军事干部问题。

肖张告诉我，相公殿伏击敌人的崇德五支队，是从对江来的，和这里的崇德部队不一样，他们不仅会打鬼子，而且纪律很好。比如买一条鱼，本来只值两角钱，他们定要付四角钱。有人说他们是新四军哩。

我说：“这就不太像，我们的部队是公平买卖的，不会少给，也不会太多给的。”

“我也觉得可疑，我想要陈裕康打入进去。”

“那很好，但必须注意不要暴露。”

七月廿八日，我派胡金法去周行联系竺永惠，打算要竺永惠送报告去嵊县给特委，胡金法刚走，竺永惠却乘脚划船来了。他报告说，昨晚在周行得到情报说，有一个三百多人的游击队，要来向鬼子投降了，他估计这很可能是孙彦龙部队，就连夜赶去报告，到泗门，就遇上了正在移动的部队，就找到了情报组长钟芳兰同志，把周行得到的情报告诉钟芳兰，又马上回头到天元来向我报告，他已整整跑了一夜了。

我叫竺永惠立即回周行去继续了解情况。竺刚走，胡金法就回来了，一进门就说：“我们的部队投降东洋人了。”我已经不感到意外，便问：“你看到了吗？”

“我在周行看到的，陈大成等一些人，还跑到雕花店里去找竺永惠哩。”

正谈着，竺永惠又回来了，说：“部队已经投敌了，我回不去了。”

后来我们了解，孙部进入周行据点后，缴了枪，连夜被送余姚转宁波去受训，我们的同志，除王庆云同志尚未出来外，其余全部逃出来了。王庆云到宁波后，还来信联系说：“孙老板还可以合伙做生意的。”

事情很明显，自从缉私营加入后，孙部的实际领导权，已被缉私营篡夺去了。敌人根据这一特点，为了分化诱降该部，特意调来了任化南这批（缉私封锁队）特务打入内部，先收买了麻子营长及连长，然后通过麻子再收买了孙彦龙。什么“盐场老板”。什么“营长的朋友”，实际就是任化南这个特务，王益生的死，虽然根据现有情况像是巧合，但很可能是谋害的。即使不发生这次事变，以后也还是要被杀害的。

陈小平因为那天一早出去找训练的地点去了，总算幸免了。他后来遇见我，还拍着胸脯吹牛说：“孙彦龙是听我话的，要是我在就不会发生这件投敌的事的。”

我们总结失败的教训，主要是敌后环境复杂多变，而我党却处在遭摧残后的荫蔽状态，组织机构残缺不全，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特别是争取改造这样的旧军队缺乏实际经验，而对敌人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敌特的破坏活动，缺乏高度警惕和作出迅速有力的反间谍措施。

我写了报告，派竺永惠送去给特委。

八月上旬，陈平从四明山逃回来了。

同时，特委派马青同志来，我向马青同志汇报情况后说：“我们除缺乏经验外，没有自己的基本队伍配合，也是一个原因，要有新四军在这里就好办了。”

“新四军已经来了。”马说。他告诉我，他已在赵继尧家里碰到了钱忆群同志。

原来钱忆群是崇德部队派她去五支队的，她和五支队负责人蔡群帆取得了联系，蔡群帆就派她出来找地方党负责人。据钱说，这个部队纪律好，会打鬼子，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内部文化教育活动也是很活跃的，他们经常唱《新四军军歌》和《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因此马青同志估计，看来这个部队可能真的是新四军，我叫钱忆群先回去，约定部队于八月某日（日子记不清了）到段头湾。

八月某日下午，我和原盐区区委书记宣则友（薛诚）同志一起到了段头湾五支驻地，说是来拜访钱忆群。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向我们打量了一下，就接待我们进入一家老百姓的客房里，让我们坐下，给我们倒了二杯茶。“钱同志出去了，马上就回来的，你们稍等一下吧。”说着就走开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怎的，他把一本笔记本，遗留在桌上，我立即拿起来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简化字，如：“□家”，“教导”等等，我来不及看内容，就把它递给薛诚，薛诚看了一会儿点点头，然后抬起头来，我们四眼相对，会意地微笑了一下。薛诚把本子合上，端端正正地放在原处，表示我们是“君子”。

广场上传来阵阵的歌声，欢笑声，还夹着哨子声，估计战士们在搞文娱活动，我招呼薛诚一起出去看看。走到广场上，看到大约有四、五十名战士，结成一个园圈，在捉迷藏，捉到的人就唱歌，唱的是什么：“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或者是，“打胜仗……打得反动派叫爹娘……”等等。周围站着许多观众，大多是老百姓，也有少数军人，包括刚才接待我们的那位军人，他笑着向我们点了一下头，我们就靠近他站着。不一会，一位荷枪的战士跑到他面前敬礼：“报告蔡教官，钱同志回来了。”蔡教官立即迈了三、四步，向一位中等身材、脸孔红紫紫、鼻梁高高的青年军人的肩上一拍，却回头招呼我们说：“走，我们去谈谈吧！”这时钱忆群同志已跑步奔到我们跟前。她象孩子似地，气喘呼呼地连声叫：“张同志！张同志！”我们就跟着蔡走进一间空室，室内什么都没有，我们五个人席地坐下。蔡说：“钱同志，你先说说嘛。”钱扭了扭身子：“唔，我？我怎么说啦，噢，这是蔡教官，这是林大队付，这就是张同志，这是……”“这是宣则友同志”，我代替钱介绍。

蔡看钱说不出什么来，就说：“好，我来自我介绍吧，我们是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是新四军的一个地方部队。属苏南区路南特委领导的，为求灰色荫蔽，利用淞沪游击队的名义，淞沪游击队是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他们在浦东搞了个淞沪游击指挥部，号称九个支队，二万人，其实只有一支队和我们五支队，共二个支队，一支队约二百多人。我们五支队一百多人，总共不到五百人。所以它——淞沪游击指挥部，实际上是个大贪污集团。我们互相利用，我们一为荫蔽，二可以向他们要点给养。他们则利用我们会打仗，可以去报战功以骗取二万人的给养。为什么我们又叫崇德五支队呢？因为淞沪游击指挥部在余姚设了一个后勤机关，叫崇德公署，它的任务是把第三战区给的武器给养，转运去浦东，同时欺骗吸引浙东青年输送去浦东。余姚沦陷后，他们就改为崇德部队了。所以崇德部队和淞沪游击指挥部，实际是一个东西。因此，我们到浙东后，就被称作崇德五支队了。而我们在相公殿的战绩，也就成为崇德部队的战功了。”蔡接着说：“我们这次来是侦察性的，先来看看浙东敌后的情况，是否适宜于开展游击战争。这次来的是第二大队，六十余人，我们是七月十三日在段头湾登陆的，七月十八日在相公殿伏击敌人，这仗打得还可以，敌人是一个小队三十余人，被我们打死、打伤了一半,还丢弃了二具尸体，这说明敌人确是很狼狈了，因为敌人是不肯轻易弃尸的。我们亟需要地方党配合，我们已经向上级报告了,但估计正式关系转来，还需要时间，在正式关系转到之前，希望能先发生横的关系，以便相互配合。”

因为早已听到关于五支队的传说与好评，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今天又亲自观察了他们的行动作风，此刻又听了蔡群帆同志的自我介绍，我觉得是可信的。他们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我就同意暂时发生横的关系，并把宣则友同志介绍给他，作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蔡问：“最近有个叫陈裕康的来参军，是否你们打入进来的？”我承认了，并说：“这个同志现在就让他在连队里锻炼一下，需要时，可作干部使用。”蔡要求能多派些地方同志去帮助工作，我同意将把地方上难以坚持的同志先调进去。

蔡群帆同志还告诉我，有个崇德三大队，也是我们的部队，那是从伪军十三师里拉出来的。由姜文光、姚镜仁二同志率领,荫蔽在崇德部队里面，表面上与五支队没有联系，它们比五支队要灰色。

这时，突然有“情况”报告，部队立即停止游戏，蔡命令荫蔽地作好战斗准备，约十余分钟后，报告敌人已经过去，“情况”解除，部队集合出发转移，宣则友同志跟部队一起走了，我一个人高兴地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我们自己的部队终于来到了，浙东敌后胜利的第一仗也是我们打的。诗兴大发，即吟就如下一首诗：

相公殿之战

江南奇冤为内应，镇海炮哑宁绍沦,

四明蒙蒙黄穷重，会稽昏昏膏药升。

钱塘江中奔怒马，相公殿畔降天兵;

轰隆一响敌遗尸，红色浙东第一声。

注：当年群众叫日本国旗为“膏药旗”

回家之后，立即动员陈平去参军，同时把会见五支队的情况，向杨思一同志写了书面报告。从此宁绍各县地方上难以坚持的同志，陆续调入部队。如诸暨的杨子渊，嵊县的郭雪聪等，部队还吸收了一些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和革命青年，逐步建立起联络站、办事处，除负责情报联络工作外，还开展民运工作和征收抗日捐税，为以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了基础。

九月中旬，又有浦东伪军十三师起义部队三百余人，由朱人俊、洪尚洁（方晓）、黄明等同志率领，渡江南来。取得“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番号，简称“三纵队”。群众爱称它为“老三纵”。纵队司令朱人俊同志，下辖七个大队：一大队长朱人侠，二大队长黄明，五大队长蔡葵，特务大队长方晓，海防大队长张大鹏，加上早先到来的三大姜文光和四大姚镜仁（因荫蔽于崇德部队，又合称崇德三大，）共计约五百余人，声势较大。

三纵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姚北和虞北，五支队就向东挺进，以慈北、镇北为主要活动地区，这样，东起东海之滨的蟹浦、龙山，西迄曹娥江畔的崧厦、沥海，北及杭州湾，南至余姚江，这广大的三北地区，均为我军游击活动地区。

五支队和三纵队，表面上是互不相关的，实际上是我党统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两军互相配合，继相公殿战斗之后，又在施公山、长溪岭、梅园丘等战斗中连歼日寇。

十月间，崇德三大队，在余姚横河遭迁日寇，在敌人强大火力下，血战一个半小时，姜文光、姚镜仁同志及战工三十余人，英勇牺牲，这是一次重大的损失。

孙彦龙部去宁波受训二个月后，于十月重来姚北，口寇叫他驻长河市管盐场，遭杂牌游击队联合袭击，退驻郑巷。因受日寇轻视，思想动摇，王庆云同志策动其反正投五支队，孙犹豫反复，王庆云联络五支队，决定里应外合歼灭孙部。事有不巧，当晚五文队开始进军，战斗正将打响之时，忽闻方桥方向有少数枪声，孙彦龙惊觉，作了防备，王庆云见机不妙，带了一名通信员，亲自出来联系五支队，阻止进袭，但已来不及了，战斗就打响了，结果是把孙部击溃，而没有达到歼灭的目的，但从此，孙彦龙及其部队也消尖了。

冬季，朱之光、赵继尧等同志和一些革命青年，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叫独立大队，有八十多人，并与三纵队取得联系，改为二大六中队，后来编入南进支队。

山于我军不断打击敌人，日寇于十二月调集千余兵力，进行冬季大扫荡，但我军早作准备，分散活动，未受任何损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接杨思一同志来通知，大意说，省委遭破坏，刘英同志被捕。另外，最近发现有冒充我军，进行破坏的事，因此，对五支队要进行重新审查，即日起，与五支队停止往来，停止派遣干部。

这个通知使我震惊得发呆了。对五支队的怀疑，我不相信。但我必须坚决执行通知。有看法只有等杨思一同志来了再说。

（原注：待续）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