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是发达经济体从依赖有形资产向依赖无形资产转型的结果
自21世纪初，发达经济体一直在努力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停滞、不平等、脆弱、不良竞争，以及我们称为“不真实”的普遍感觉。这些问题是发达经济体艰难转型的结果，即从依赖有形资产向依赖无形资产的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2020年的产出急剧下降，这是人们记忆中对经济增长最大的冲击，但在此之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发达国家实际GDP年增长率超过2%，世纪之交，经济增长急剧下降了50%，2000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约为1.0%。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在于已经放缓，其放缓的方式还超出了许多标准经济学解释的范畴。21世纪初至新冠肺炎危机，低增长与低利率共存，还伴随着高企业估值。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长期停滞，这一现象令人惊讶。通常情况下，企业的高利润是企业从投资中获得良好回报的标志。如果资金成本低，我们预计企业会筹集资金，抓住机会加大投资，这将导致经济增长，直至复苏。但十多年来，利率一直很低，增长却依然缓慢。更重要的是，缓慢的增长就发生在人们普遍相信的技术发展期。
21世纪经济萎靡不振的因素之一与促使市场运作的竞争有关。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用来衡量市场健康状况的一系列重要指标的表现都很怪异。首先，领先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距继续加大，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中，利润和效率最高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差距急剧增大。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公司之间差距的增大可能不足为奇，但这种差距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而且，随着高增长创业活动的显著减少，新创企业也越来越少。丹尼尔·马科维茨在其著作《精英体制的陷阱》中描述了“高层职位中的疯狂竞争”，这一现象与20世纪50年代企业界的淡泊氛围形成了对比——1956年，威廉·怀特在《组织人》中指出，首席执行官不必要“不择手段或被迫追求成功”。如今，高管的竞争起点不在办公室门口，而在幼儿园。
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形式表明，即使是最富有的经济体也无法摆脱自然力量的影响。事实上，疫情造成的破坏与经济的复杂性和成熟度有关。庞大而密集的城市，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以及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互联性，为病毒在国家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互关联的脆弱性是全球经济专业化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政府几乎无力抵御我们面临的某些冲击。以前，在遭受负面冲击时，央行可以通过降息来稳定经济，从而重启经济活动，恢复经济增长。但近40年来，利率一直在下降，在利率近乎零的情况下，央行提供缓冲的能力似乎很有限。
21世纪经济最后一个令人失望的特点，我们称为虚假。现代经济缺乏过去曾拥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许多现代经济活动虚假、不真实，甚至带有欺诈性。投资人彼得·蒂尔哀叹道：“我们想要飞行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种不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变得尤为严重，许多西方国家的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紧缺，还缺少快速制造这些设备的资金。人们不禁要问：富裕经济体是如何失去制造重要物品的能力的？
简而言之，21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经济存在五个问题。第一，尽管资金成本很低，企业大部分时间经营良好，各种技术层出不穷，但20年来经济增长一直很缓慢。第二，贫富之间的物质差距加大，伴随着社会和文化分裂的加剧。第三，竞争乏力，职场充满了矛盾——企业失去活力、生产率下降，个体之间的竞争却日益激烈，令人心力交瘁。第四，经济脆弱，易受冲击。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能力似乎也在减弱。我们的消耗依赖化石燃料，这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有明确的补救措施，但要做出彻底的转变非常困难。第五，人们普遍认为，许多经济活动不真实、不可靠。
“失落的黄金时代”和“大分裂”的叙事吸引力如此强烈，以致它们忽略了现实中的重要方面。我们认为，上述解释不太可能说明全部情况。事实上，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在经济转型的途中，它取决于资本性质的长期变化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当前问题的原因是：（1）资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无形资产（多数是不可测量的）；（2）无形资产的增长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放缓；（3）我们尚未解决无形资产带来的挑战，也未克服新出现的投资障碍。
社会繁荣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是资本存量：为实现长期利益，个人、企业和政府长期投资的所有事物。如果说工人是经济的肌腱，资本就是关节、韧带和支点——它们是肌肉运动的机制，决定其运动效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世界资本存量的稳步变化。以前，公司的主要投资对象是有形资产：机器、建筑物、车辆和计算机。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富足，大多数商业投资都流向了非实体领域：研发、品牌、组织发展和软件。以苹果公司为例。2018年其市值约为1万亿美元，其中有形资产（主要是建筑物、现金和其他存款）仅占公司市值的9%。大部分价值在于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获取成本高、持续时间长、对公司有价值的非实体资产。苹果公司的无形资产包括从研发中获得的知识、产品设计、广受信任的品牌、与供应商（包括实体供应链和支持苹果生态系统的开发人员）宝贵的长期关系、员工的公司内部知识和关系、操作系统中的软件，以及庞大的数据资源。
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英美等国家每年的无形资产投资都超过了有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的稳步增长不仅仅是富裕国家才有的现象。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无形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然而，我们发现无形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它很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认识到。几十年来，无形资产投资的GDP占比一直在稳步上升，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增长开始放缓。2000年以后，不包含软件的无形资产服务增长放缓的程度更明显。我们将看到，无形资产投资放缓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尤为重要的是，它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葡萄汁发酵成葡萄酒来类比。在酵母将葡萄汁中的糖转化为乙醇的过程中，液体的酒精含量越来越高。但是，当酒精比例超过15%时，酵母的活性下降，发酵过程减慢并停止。这一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此时的液体与之前的葡萄汁不同，它现在是含酒精的；它不再发酵，因此不再产生热量、二氧化碳或其他副产品。同样，目前无形资产投资的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增幅却远低于历史水平。
无形资产的表现与以往构成大多数商业投资的实体资产不同。具体而言，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四大差异：(1)无形资产通常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像算法这类资产可用于广泛的商业领域）；(2)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效应（投资于研发的企业无法确定自己是唯一受益者）；(3)无形资产是沉没成本（如果企业破产，通常对债权人没有多大价值）；(4)无形资产具有协同效应（当与其他无形资产结合时，通常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些特征会对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和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的表现产生影响。这些无形资产的特征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直接带来挑战和问题，包括不平等的加剧和竞争的减弱。这些问题构成了无形资产危机的第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改变了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所需的制度类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的制度和现有制度之间存在差异，制度失灵是无形资产危机的第二部分。
无形经济经常被描述为“知识经济”，其原因也许是作为理性人的经济学家发现，无形资产在知识方面最为突出，但是，将无形资产等同于知识经济是一种误导性简化，淡化了关联性和表达性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无形资产不仅是知识或信息。例如，某品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名称和标识信息。相反，品牌既有关联性又有表达性。品牌的关联性指，它是某种承诺和对过去的提示，心照不宣地昭示着构成品牌声誉的无数历史交易，以及为客户提供的某种体验或质量。苹果产品的两个特点是设计流畅和使用便捷，其品牌标识不仅仅是信息。更确切地说，它的价值来自数百万客户的体验，以及苹果在设计新产品时的内在动机。品牌价值具有表达性，它传达了关于产品的情感信息，这是客户重视的内容。当我们听到“放手去做(JustDoIt)”、“这就是可乐(CokeIsIt)”或“因为你值得拥有(BecauseYou’reWorthIt)”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更主观的情感。同样主观的是企业内部或供应链中积累的组织资本价值。比如，久负盛名的英国零售商玛莎百货，它与各种供应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关系被认为是其盈利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供应链的各方面可以被描述为知识。例如，玛莎百货从特定的农场按照特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草莓，并按某种标准进行分级。但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关系——各方对彼此的期望，以及这些期望系统地影响行为的方式。公司内部也是如此。你可以写下某企业的运营或管理实践规则，如敏捷软件开发方法或六西格玛（又称“六标准差”），但它们的实施不仅仅是知识，还涉及在一组关系中的实例化。
有时人们会错误地认为，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无形资产丰富型经济体是服务业多、制造业少的经济体。这同样是对无形资产的误解。我们考察富裕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发现它们通常是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重要投资者。它们投资研发和设计，以生产尖端产品；投资组织发展和培训，以提高工厂的生产率；投资软件和数据，这些数据和软件不仅与其生产有关，还是其销售的实物产品的附属品。富裕国家通常拥有特别健康的制造业。赫尔曼·西蒙顾问对德国中坚力量（德国利润丰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骨干制造企业）的研究表明，它们的盈利源自所有的无形资产——致力于研究、开发和创新；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牢固、持久、资讯丰富的关系；优秀的员工技能和组织能力。如果没有对研发、工艺设计和培训等无形资产的大量投资，日本、韩国这些所谓的发展型国家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无形资产投资为这些国家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奠定了基础，涉及从造船到半导体等多个行业。
我们还发现，人们往往认为无形经济与高科技企业有关，尤其是所谓的技术平台企业，如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联是合理的。这些商业巨头的价值主要来自其宝贵的无形资产。但无形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科技行业。在能够测量的范围内，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所有行业中都发现了无形资产投资。过去10年，大型科技公司的快速增长是故事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无形资产投资的研发数据不包括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产业创新（零售、娱乐、酒店和餐馆），因为这些行业几乎不存在研发，它们投资的无形资产包括培训、营销、设计和业务流程。而且，研发公司也利用了大量其他无形资产，比如新药的营销支出等。《小的是美好的》的作者舒马赫认为，适用于本土的、“中庸”或“恰当”的技术通常比统一的全球化高技术产品更有价值，即使后者看起来更先进。对无形资产投资不严谨的定义有助于阐明它的本质。如果要思考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与非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的区别，你不能仅仅考虑知识型工作、小型制造业或大型科技公司，而是应该思考这样一种经济：人们的行为在经济关系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工厂生产到超市购物，各种活动中蕴含的信息更加丰富；经济活动涉及更多的意义、关联和情感。
正如我们所见，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在2008年经济衰退后放缓，而且似乎没有恢复到之前的速度（软件产业除外）。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它与其他形式的投资（如信息和通信技术）形成了互补，这些投资增速也一直较慢。但还有其他原因，不断加重的金融“摩擦”正在影响无形资产投资，尽管很难确定具体的摩擦是什么。许多机构不支持无形资产投资。例如，银行认为某些资本不适合作为抵押物，因此不愿为其提供贷款。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协同效应。经济学家詹姆斯·贝森及其同事基于会计资料和无形资产数据构建了一个公司级数据集（主要是美国公司）。他们的发现令人惊讶——大约在2000年之后，落后企业赶超领先企业的能力大幅下降。这种下降与领先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内部编写的软件的投资。考虑到无形资产属性的功能，这一发现是有意义的。无形资产具有协同效应，因此，相较于落后企业，在研发或产品设计上的边际投资对无形资产丰富型企业（如脸书）来说更有价值。此外，大型企业似乎特别受益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它们善于利用这些溢出效应，复制或改造较小竞争对手的构想（科技行业称其为大科技公司周围的杀伤区——竞争对手经常被碾压的周边区域）。领先企业中无形资产的协同效应足以使追随者放弃投资，其结果是总体上投资放缓，以及（或）生产率增长下降，尽管投资仍在进行。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危机之后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银行和公司在放贷时更加谨慎。金融危机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冲击，随后是希腊在2010年后面临退出欧元区的可能，2016年后英国旷日持久的脱欧问题，以及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争议，所有这些都可能引发不确定性。重要的是，无形资产投资极易受到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因为它是“沉没的”。（沉没投资是无法收回的支出：当诺基亚手机的操作系统WindowsMobile退出市场时，其设计方微软公司不得不冲销50亿美元。）通过影响期权价值，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不可逆投资的阻碍尤为严重。